星空有约｜春夏交替之际，来赏壮美银河

从此以后，除董仲舒等人之外，儒家的主流派都认为天是自然界而不是绝对实体即神。

嵇康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9]，故其文能以情感人，其人能以情动人，时人形容为孤松、玉山，很能表现嵇康的情志与人格。悦是情感体验，义理之性是心所具有的，但不是情感之外的纯粹形式，它就是情感所具有的理性形式，所以心能够悦。

这不仅是审美的、鉴赏的，而且是人格的、德性的。冯友兰先生提出过系统的境界说[1]，他所强调的是对世界和人生意义的认识（觉解），但并没有提出存在的问题。西方的另一些哲学家则把情感归之于美学问题，用情感解释审美现象。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休谟提出事实与应当的区分，认为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价值问题，这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重要地位而又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儒、道、佛三大流派，就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哲学。善是就人而言的，目的是就人而言的，但人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继天道而来的，这就是天人之际的学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即曾分析基督清教的理性特征。

二 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是，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唤醒我们反省过去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不是找到了它的意义基础？这实际上是已经合法与有待合法之别，即今天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找到了合法性基础？未来可能合法，不等于今日已经合法。对阿多术语的中文翻译，有时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误联想，以为他讲的与儒家、道家所主张的修身、养生实践相近，其实不然。而在希腊晚期哲学中，哲学作为生活方式通过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学的训练来呈现。是要作纯客观的认知分析吗？又不全然是，总还是想着要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也不可能拥有西方哲学家那种生命意义。

[44]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1页。哲学之所以与人对自己存在的认识紧密相连，是因为哲学与宗教、神话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永无休止的质疑、追问、批判的精神，它相信未经这般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24]。

这里面当然也有民族主义情感和文化交流需要等因素，即通过证明这些术语对应的学问在中国也存在，可以将中国传统学问置于与西方学问对等的位置，从而有了比较和对话的基础。[3] 冯友兰：《新原人》第一章《觉解》，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61—577页。比如同样是对善的研究，哲学家和宗教家对善的探究方式有天壤之别，正是研究方式之别决定了宗教学说与哲学学说之别。[27]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前言第7页。

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学界普遍盛行的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一些辩护是不是站得住脚。哲学把反思或理性思维进行到底，所以不主张预设任何结论或目标，因而哲学没有永恒之经，没有不变价值，没有神圣崇拜，更没有严格的礼仪实践，由此形成了它的绝对开放性，这些特征恰恰不易在各大宗教中发现，也不能在传统儒学或诸子之学中发现。在第二个方面，清教的世界观按照一种内在的价值尺度制定出生活方式的系统的指南，它把‘世界看成可以按照规范从伦理的角度塑造的物质[8]，由此主张传统绝对不是神圣的，从伦理上理性地征服世界、控制世界是不断更新的工作的绝无止境的任务：这就是‘进步的理性客观性。其次，阿多由于强调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修炼的意义，比较重视西方哲学中普遍性不强的另类传统，比如希腊晚期哲学和中世纪哲学。

对尚未合法的严峻现实视而不见，硬是要证明儒学或古代某学已经是哲学、已经合法"，这种辩护方式不利于走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1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6页。

不仅基督教，德国宗教哲学家赫尔曼·柯恩（Hermann Cohen, 1842—1918）也称犹太教为一种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认为犹太教是理性宗教的源头和基础，犹太人‘创造了理性宗教[16]。诚如许多宗教学家指出的，是否以理性思维为主，是人类宗教史上一切伟大宗教区别于迷信、巫术、泛灵论等早期信仰的主要特征。

正因如此，阿多也提到，在伊璧鸠鲁的哲学中，灵魂修炼诉诸沉思。比如，人们可能不知道哲学的准确定义，但大体知道哲学学说与宗教学说不同，也大体知道哲学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区别。[34]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60页。四 接下来，我想回应一下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1922—2010）对哲学的看法。[33]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57页。从世界观上看，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

正是在一种事实上与古人迥然不同的新的学统路上，出现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另一种与理性化或理性思维有关的说法，认为哲学就是对人或事物的系统的反思，或者说是反思的反思，此类说法冯友兰较早提及[17]。

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精神信仰，都存在说成哲学的困难。换言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生活理想的运用。

因此，阿多所强调的生活方式、精神修炼和人生实践，是哲学针对作为一种理性思辨活动的精神内含，而不是象我们在儒家、道家、佛教中所看到的那种生活方式、精神修炼或人生实践。又译蒂利希）、斯特伦（Frederick J. Streng，1933—1993）等人摆脱了基督教中心论、侧重从思维方式定义宗教，以宗教为生命的终极关怀（田立克）或终极的自我转化（斯特伦）。

在资本主义活动中，清教理性表现为冷静严格的合法性和日常经营的有节制的理性的活力、对最佳技术道路和现实的牢固性及目的性的理性主义的尊重[11]。宗旨不同，故有分类方式之别。他们本不当称为哲学，但为什么偏要称为哲学呢？因为philosophy在翻译成爱智慧并经过国人重释后，可以极大地满足他们在上述两方面的需要。就笔者所知，安乐哲（Roger T. Ames）、安靖如（Stephen C. Angle）、艾文贺（Philip J. Evanhoe）、埃诺（Robert Eno）皆是其例。

在第一个方面，他们追寻的指导原理其实是意识形态。哲学的反思是永远开放、方法优先、实用为次的，而宗教的反思则往往是信仰为重、实用优先、践履为重的。

下面我从若干方面来谈谈我对合法性争论的看法。这是因为哲学史研究主要是整理旧章，而哲学研究主要是原创性研究，尽管必须以哲学史为基础。

所以，理论的哲学论辩诞生于这种最初的生存抉择，并且引回到它那里去。他们的论点虽有区别，但我认为整体上属于从中国传统学问中建构哲学，即我所说的有哲学的性质。

比如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原（ousia[substance]）是从希腊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典形而上学的重心问题，但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关注本原问题，中国人也称为宇宙的最高来源之谜。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传统学问功夫中断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如何能传承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号称代表时代精神、引领所有学科的哲学，真的是传承和发展古人学问的最佳方式吗？ 也许有人认为，分类体系与合法性是两个问题。一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掉入的一个陷阱是：许多人基于表面的原因，直接加入中国传统的某些学问可不可以称为哲学的辩论中，而忽略了这一争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深刻反思过去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成败得失，而这也涉及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基础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宗教脱掉巫术的程度。

本文亦对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的相关观点进行了专门讨论。或：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1941), pp.1026-1030. [5] 文德尔班，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页。

另一方面，有哲学的前提是如何建构，建构需要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在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中，智慧一词多少暗示一种个人成功学，跟谋略、巧妙、精明甚至世故等都有某种关联。

相比之下，儒学虽充满了深刻的理性精神，但也与上述有些宗教一样建立在若干信仰前提之上，比如以道、天、天理乃至祖先崇拜等为信仰，以三纲五常等为价值轴心，以修身和践履为根本任务。这些宗教虽有理性精神，从根本上仍以信仰崇拜为前提，以若干价值为轴心，以修炼功夫为基础，这才是它不能称为哲学学说的原因所在。